在《荷马论竞赛》一文中，尼采把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是从普遍人性来理解古希腊意义上的竞赛，而是从古希腊人的竞赛中理解什么是人。尼采单刀直入地指出，古往今来，人的概念都要通过与自然的分离和区分确立起来，好像离自然越远，越有“文化”，就越有“人性”，但这却正是一个极大的谬误。尼采指出，事实上，人与自然根本是无从区分的，因为人作为人的特质与其“自然”的性质是难分难舍地一起生长起来的。尼采对“竞赛”精神的理解，就是要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城邦或国家的对立；天才同大众的对立；从而把作为自然的人的令人震惊的、乃至“非人的”的力量和冲动原原本本地保留在文明的肌体里，而不是将它们扼杀在现代人的道德律令或观念的颓废之中。 在尼采看来，竞赛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不是出自闲暇的奢侈之举，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生活的内在基础”，是维持生活世界的天真、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它将人的冲动、能量和技艺发挥到极致，却排斥战争和阴谋的有害性和毁灭性，消除了各个领域里司空见惯的那种你死我活、玉石俱焚的冲突和较量，也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以逐利为目的、无视人的伟大内涵的所谓“竞争”概念形成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许是当今世界同尼采心向往之的古典世界的唯一具体可感的联系（尽管是虚构的具体和想象的形式）。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和主要参与者都是西方国家，1936年柏林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主办国家在制度、文化或意识形态上同“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冲突、或至少是有所不同的例子，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主办国，在上述所有方面，与仍执世界牛耳的“西方” 全方位地处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关系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位置和局面的前提并不是中国但求作为西方的“内部”（也就是局部）被接纳，而是一个由完整的文明体系和历史传承支撑的、由13亿人参与的、以为这个文明体系和历史传承增添新的荣誉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主办奥运会的同时，也就通过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把古代城邦或帝国间竞争关系的自然性质重新带入了一个现代乃至后现代世界。之所以说这种关系带有古代世界的自然性质，就在于中国这个巨大“城邦”同西方诸国及由其构成的“国际社会”间的关系，仍包含着经典政治哲学所界定的“敌友”矛盾。我曾在另一个语境里把当今中国同西方核心集团的关系描述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但只要“敌”的因素客观存在，区分敌友的无情的政治逻辑，就总会反映在双方的意识之中。在理论上讲，这样的差异、对抗和冲突就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激化到“毁灭性的”“你死我活”的程度。即便在今天大谈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能源争夺、贸易战、金融战）、政治（统一与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专制”）、还是文化（“宗教自由”）等领域，生存斗争和价值斗争仍然不时会突然达到“生死搏斗”的强度。

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却以“竞赛”的逻辑把这种具有潜在敌对性的竞争，象征性地化解在无害的、展示人的能力（“更高、更快、更强”）、意志，和对胜利以及荣誉的追求之中。从这个角度看， 2008年奥运会，力倡“和平发展”的主旋律，反对体育比赛政治化，专注于竞赛和奥运盛会本身，为此不惜举国动员，面对西方媒体和某些政客的百般挑剔时，也一律取温柔敦厚、乃至木的高姿态，实为老谋深算，大智若愚。说到底，全世界的人都明白，只要2008年8月奥运会各项比赛在北京如期举行，不出什么灾难性的意外，作为主办国的中国，就是最大的赢家。西方主流媒体在奥运会前后和奥运期间所作的心情复杂、态度暧昧、乃至自相矛盾的报道正是这种微妙关系的最好注脚。

无论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奇观如何炫目耀眼，归根到底却仍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浅层表象。应该说，开幕式的设计还是非常富于想象力和震撼力的。虽然运用的都只是一些最基本、最程式化的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编码，但它们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提醒鸟巢现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奥林匹亚”和“中国”结合在一起了：这是2008北京奥运。在达到这个效果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文化符号都是可以替换的。千人击缶齐颂论语章句固然蔚为大观，换成头缠羊肚手巾的安塞农民锣鼓队也未必就逊色到哪里；海上丝绸之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代之以赛龙舟的场面，或许也同样震撼。其实，中国文化基本符号和象征资源的取之不竭的丰富性，正构成开幕式当晚使用的文化符号的真正“内容”，而后者因此只是一组空洞的索引，一个串符号的符号，象征的象征，时时提醒观众“中国”这个能指（signifier）多重的指涉力，以及它所能调动起来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有人为开幕式表演没有反映现代中国的生产、生活场景而感到遗憾，但我觉得开幕式就其所负担的功能和效果来说，不能写实，只能写意。

奥运开幕式由文化符号组成的视觉奇观虽然追求政治上的中性化，甚至刻意回避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场景和精神实质，但国家的在场和它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却渗透在北京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和“熟视无睹”，在编导（包括具体的编导，即张艺谋，和抽象的编导，即国家本身）和中国观众之间造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带有默契感的对自身政治认同的压抑和渴望。这种压抑和渴望在此后的十几天里通过为参加竞赛的中国运动员加油、为中国获得的每一枚奖牌欢呼而得到宣泄。但在开幕式当晚，这种情感的、无意识力量和冲动的升华，却是伴随着红衣女孩《歌唱祖国》的歌声突然地、意想不到地实现了。当天真稚嫩的童声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当56个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中国孩子一同拉着一面巨大的国旗，伴着“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那奔腾的黄河长江”的歌词走向旗杆的时候，当代中国掩藏甚至遗忘在“经济”和“文化”下面的“政治无意识”，那“不可说的”，在一瞬间找到了语言。它就像一个谜底，埋藏在种种或无可奈何、或自欺欺人、或精打细算、或一厢情愿的符号和话语下面。我曾问过我周围的人们，他们大都说，这是他们在观看整个开幕式过程中最为之动容的一刻。

“ 2008年的8月，北京是世界的舞台”（“北京，在奥运的日子里”，《人民日报》8月24日，记者 阎晓明 王建新 赖仁琼）。这句话说的当然没错。这三位记者继而把这个舞台形容为“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个交流对话的舞台”，“一个欢乐友好的舞台”。在举办奥运会期间的北京，这基本上也是事实。但真正的问题却是，以2008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世界真正成为中国的舞台。这个舞台并不完全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个交流对话的舞台，一个欢乐友好的舞台，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带有“自然的二重性”的竞技场，它的永恒裁判并不是什么想当然的“普世价值”，而是尼采意义上的“存在”。为了踏上这个舞台，改革时代的中国付出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但踏进这个世界的竞技场的中国人并不是来过“百年梦圆”的瘾，寻什么“融入世界的伟大起点”，或表现什么莫名其妙的“融入世界的情怀”。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人要做而且正在做的，是通过对自身存在的“最高、最精致的力”的发掘和发挥，向我们的自然——中国文明的土壤和神——致敬。在存在的竞技场上，在“人的情感，人的事功，人的业绩”的每一个领域，“更快，更高，更强”，也正是普遍性栖身的永恒的瞬间。在这个意义上，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不过是为一场更持久，更富有史诗性的竞赛拉开了帷幕。■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