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整个西方世界处于一种不期而遇的变动之中。首先是超级强国美国不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国威国势显著衰减，而且近来其经济和金融市场持续低迷，并迅速蔓延成世界性的经济病患。国际格局变迁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颇有戏剧性，却没有受到普通公众的足够注意，那就是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空前紧张时期之后，美欧双方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明显地迅速接近。目前它们彼此呼应和合作的程度已经接近冷战后美欧共同军事干涉时期。德国自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一直采取亲美的对外政策；法国自萨科奇取代希拉克之后的外交政策也与此类似，他甚至宣布法国要重返已于20余年前退出的北约军事组织；在布莱尔执政末期，英国舆论强烈诟病本国积极参与伊拉克战争，但现在布朗首相公开强调要弘扬英美特殊关系却未遭到公众反对。在伊朗问题上，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间的立场和行为差异已大大缩小，而在对俄关系紧张问题上它们的态度也与美国的如出一辙。美国方面，2005年初开始的第二届布什政府一直注意调整对欧态势和修补美欧关系。从改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消极态度，到颇为热情地迎合德法英三国的新执政者和力图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布什总统在处理美欧关系上已与几年前判若两人。如果更为重视欧洲盟国和多边外交的奥巴马在2009年初入主白宫，美国改善和强化美欧关系的动向还会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也契合当前欧洲舆论对奥巴马的普遍青睐。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疏离却显著加剧，尤其与美欧紧张时期中欧之间关系良好的局面相比。欧洲不仅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怀有复杂的不良心态，而且近年来愈益自视为全世界的“价值观教师”，愈益沉浸于“后现代关切”和“后现代实验”的道德优越感之中。欧洲内心鄙视在它看来是怀抱“前现代”和“现代”价值观的中国及俄罗斯（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而且，因为在它自身和中近东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战略安全关切，欧洲的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的外交姿态显著强化。这加上欧洲非现实的甚或不负责任的浪漫倾向，会使得未来它的对华态度中的负面要素和负面动向大大加强。面对这种局面，许多人中国感到需要有更多的思想准备。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在急剧增加，因而中国事态的能动性和复杂性显著加强了世界政治的能动性和复杂性。
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实际上，2008年是中国近20年来新麻烦最多、新困难最大的一年。继年初的南方大雪灾之后，3月中旬在拉萨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骚乱，接着5月中旬又发生了毁伤空前巨大和救援努力空前艰难的四川大地震，随之而来8月份的北京奥运更是对中国国家效率、政府技能和国民素质的一次重大检验。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及社会对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应对已经证明将艰巨漫长，这方面至今虽然已做出重大努力，但效果尚为成败参半。还有，内在风险非同小可的中国经济现今已经处在世界经济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美国次贷危机、美元持续疲软、美国经济衰退前景、世界油价持续飙升、粮价急剧上涨、欧洲通货膨胀趋势、亚洲金融逆动风险：所有这一切不仅显著增大了中国应对国内经济和金融方面眼前紧迫问题的难度，而且有可能会使得需要妥善调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从而加剧中国处理自己面前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瓶颈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
不仅如此，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中长期看，中国还面临着可谓最大最难的挑战。那就是以旨在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理念，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不健康和势难持续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成长模式），从而大大缩小乃至争取逐渐消除各类基本的鸿沟或差距，特别是在社会正义、生态保护和经济均衡发展这三大领域。这一挑战不仅巨大，而且相当紧迫，想要就上述目标取得较广泛的突破性进展和令人鼓舞的大成绩的时间压力实际上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留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容忍期”愈益缩短，而且中共十八大和中共最高领导集体的未来交替愈益临近，届时需要能够向中国人民展示上述大进展和大成绩。现在离十八大仅有大约4年时间，而中国要成功地干一项事关全局、复杂困难的大事，4年时间绝非充裕。
在此多事之秋，中国有何新的战略需要？可以提出具有优先的重要性的三项建议：
第一，进一步优化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除了要大致保持目前处理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且密切观察国际大局的变化和据此作出适当调节之外，中国有一个新增的战略需要，即更努力更坚决地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的最近一环。其中，不仅在台湾问题上更需战略眼界、战略耐心和政策创新性努力，也不仅要积极维持和适当拓展中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特别要在对东北亚外交方面，就中日、中朝和中韩关系做出新的重要努力。要在可能情况下，坚决将中日关系的改善再扎实地提升一大步。自从2006年10月安倍访华以来，中日关系显著缓解，但目前大致仅处于气氛改善、议题扩展的水平。需要多争取一些实际的成果，显著拓展中日第四个基本政治文件规定的“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解决中日两国间至少一个基本争端，或者力求就此取得突破性的大进展，同时认真考虑和争取中日关系更积极的中长期未来。与此同时，必须珍惜和审慎发展最近中朝关系的回暖趋向，以保证中国对朝鲜的积极影响。不仅如此，在当前中韩两国政府间和国民间存在一些问题的状态下，要比过去更重视和更努力地去争取减抑两国政治关系中的实在和潜在阴影，正确处理两国间重要的争端、摩擦、不满或猜疑，拓宽双边友好合作，或者说将中韩关系的优化当作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总之，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除了搞好自己家里的事情，总要优先或较优先地搞好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地缘政治机理有时甚为简单，此即其一。
第二，亟需加强和重视“草根对草根”的外交方式。对于中国的外交而言，有一个新增的、一定意义上甚至更重要和影响更深远的战略需要，那就是“草根对草根”。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对西方的博弈（包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的中长期成败。全球体系内，政府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以外的非国家行为体急剧增多。以大量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有经常性跨国联系和时常从事跨国事务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为主，加上缺乏正式和常设的组织形态的跨国问题性运动网络，再加上大致自主地积极进行跨国公共问题活动的著名“国际”个人，构成了“跨国公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国公民社会”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成了主权国家和政府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力量”。现在看来，在从贸易、环境到人权、奥运和西藏等众多问题上，中国面对的麻烦源首先不是（甚而大多不是）其他某些主权国家政府，而是从国会议员、经贸集团、消费者和劳工到非政府组织、问题性运动、大众传媒甚至民间显要个人等等在内的多种多样分散的行为主体。而中国目前因自身的治理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特征，有效对付和积极影响这些分散性麻烦源的能力和技艺尚大为不足。
如同香港的一名学者就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严重受辱著文所说，这是“草根包围中国外交”的局面。可以说“草根”越来越厉害。与全球化、民主化和通讯技术革命等基本事态相伴随，国内和跨国的“公民社会”集团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愈益增长，甚至愈益参与跨国或全球性问题治理的多边决策。 如何对付“草根包围中国外交”？中国应有的战略对策当中必须有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亦即“草根对草根”，民间力量对民间力量。其中或许最重要也最长远的，是在维护中国社会大局稳定的必要前提下，解放思想，尽快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政策习惯中某些显然不适合的成分，大胆容许进而适当鼓励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集团的发展。这样的“公民社会”集团就是各种各样大体忠于中国基本制度但相对独立、同时有跨国活动空间和能力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团体。它们必须忠于中国基本制度，否则对它们的容许和鼓励等于贻害国家；然而另一方面，它们的应有效能和真正活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们的相对独立，为此就不能也不需责成它们有完全彻底的官方“政治正确性”。这些团体作为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集团积极参与跨国公共活动，首先本着它们的中国身份和中国关切。中国政府需要在适当调节这些组织及其活动的同时，让它们能在对外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让它们为了中国的紧要利益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健康的关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特别是积极、长久地以正当的方式影响西方舆论、西方“公民社会”以及西方政府，乃至最终争取以中国“草根包围外国外交”，并以中国草根参与“全球治理”。跨国公民社会这一越来越活跃、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政治力量不能也不会由西方经久垄断，崛起的中国一定要在这类力量中间占有与自己的规模和发展相称的地盘。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在于集中精力，坚定信心，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要坚决确立一个战略观念乃至相应的战略规划本身，那就是应对眼前紧迫要事固然必须只争朝夕，贯彻科学发展观也一样要只争朝夕。正确的大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战略集中”原则，这就意味在互相间时常难免紧张、抵牾和竞争的众多国家利益和目标中间，确立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据此坚决地将最重要、最优先的利益或目标——国家头号根本目标——当作关注重心和努力焦点，并且在整个战略进程中念念不忘根本目标，争取排除或控制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对根本目标的干扰。多事之秋格外呼唤战略集中。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在实践中总是有“成千上万分心之事”，总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种种情势”，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甚为困难。这就要求作为大战略统帅的政治领导人不被“甩出轨道”，并以其杰出的洞察力和充沛的精力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定会有的相反倾向。从最根本的道理上说，这里谈的是中国应有的价值观和中国对世界及其历史的价值贡献问题。必须改变太多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产值致富“一手硬”、社会健康“一手软”的状况。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更多更久地关注自身社会的素质、面貌及形象，争取使这些方面对中国自己能产生鼓舞力，并对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产生吸引力。社会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软实力，从长远来说对国运有决定性意义。跨过了中国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成长模式）的转换这个大门槛，中国就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继续大幅度腾升，否则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将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很可能会中止。
上面前半句话倘若实现，多半会引起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新疑虑和新猜忌，它们一定与当前的“世界的中国焦虑”有同亦有异，需要中国届时去仔细认识和认真对待。然而更重要的是，上面后半句话道出的担忧或许更应当代表“中国的中国焦虑”。中国面前迅速增生、表现多样化的新麻烦新难题似乎表明，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和此后提出“和平发展”观以来，在我们当时理解和判定的世界大局和世界潮流中，很可能已经形成或开始浮现一些新的、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的大动能。它们将与我们业已认识并据以确定国家方向和大战略的那些基本动能一起，合在一起塑造未来的世界。假如我们完全囿于已有的基本判断和大战略，而没有注意到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加速了的能动性，没有注意到增长了的适应这能动性的必要，没有具备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的战略素质，那么我们有可能陷入一种历史上中国以及许多国家曾经遭遇过的局面：一两代人时间里特别快地先后经历两番（有同有异的）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番大潮流里生成、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战略模式过于固定，以致不能适应后一番大潮流，从而在一两代人时间里败落下去。中国一定要在能动可变的世界政治中具备和保持与时俱进的能力和战略素质，不断适应，不绝创新，从而经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