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激发“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大动力：对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疑虑和对社会普遍精神状况的不满，今天是更强劲了。倘说“人文精神”并非别物，就是千百年来人类积累的那一点向善之心，它也不总是等于对崇高意义的向往，而更常常表现为工人劳动的自尊、主妇对弦乐的感动、教师对学生作文的仔细批改，官员面对贿金时的犹豫：“这太过分了吧？”…… 那么，目睹20年来社会的严重倾斜，人心的愈益琐碎和浇薄，15年前最乐观、因而觉得那讨论实属多事的人，今天也要深锁眉头，忧心忡忡吧。
GDP之类的数据成倍翻涨，为什么人心这一面的情形却不见好转，甚至更坏了？15年前人们举出了许多理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膨胀、人的“彼岸”意识的缩小、知识分子的不成器、20年传统体制的恶劣记忆…… 这些如今都还在，有的还更深重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15年前没有充分指明，今天却显露得尤为触目的，那就是：官场风气的恶化。
今日中国，大体依然是高度集权，金钱、暴力、自然资源、信息渠道…… 基本都攥在政府手中。90年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其中一条，是要学生“不做官”。现在呢？大学生研究生报考公务员，挤得要打破头，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今日社会上，官场对于其他“场”的优势，显然比蔡元培的时候更大了。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借用这个话讲，官场在社会上越是主流，它里面的风气，就越能左右社会风气的主流。
今日官场的风气如何？举一个例子来说。
浙江嘉兴的一群购房者带着律师，到该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公布相关信息，某副局长一口拒绝，还将已经摆上他办公桌的申请书，哗地扔出办公室，说：你们应该送传达室，我这儿不收！某报记者看了现场录像，联系该市纪委，得到该纪委的如下“调查结果”：是那律师在被拒绝之后，仍“坚持要求”，并“强行将材料留下”，才导致副局长“口头说‘我放在地上了’。事后，……（该副局长）仍然将材料收下了，并转交给有关单位。”据此，该纪委宣布：“事实并不像有关报道所说的那样，……（该副局长）并没有将材料扔掉”，他只是“言辞不当”，别无过错。（见《东方早报》2009年7月9日A24版）
这位副局长的推诿、官腔、盛气凌人，本来不算新闻，中国官场里，这种人多得是。令我惊心的，是那纪委的“调查结果”：明明人家手上有录像，毫无抵赖的余地了，却依然死赖，而且那么可笑地咬文嚼字、偷换概念：我没有“扔”啊，我只是“放在地上”，而且也只是“口头说”要这么“放”，后来不还是接受了，没有“扔掉”吗？这样的东西，居然白纸黑字写下来，堂而皇之发送给报馆：恕我粗暴，实在是相当的不要脸。我小时候班上有个小无赖，把鼻涕抹同学衣服上了，却矢口抵赖：“我没抹啊，我只是往地上甩……”记得他父亲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挥过去。就该这样。可今天，谁来挥巴掌？
以中国官场之大，出几个不像样的官员，没什么，那是个人行为，无碍大体。但嘉兴这件事情，却让我看到了一种强横和无赖之气：什么是非、真伪、公众形象，我都不管，我就这么看、这么说了，其奈我何？连纪委这样的机关出具的公文，都毫不掩饰此种气概，事情真是麻烦了。
今日中国，巨大的屋顶之下，差不多就只有政府这一根主梁，它的斜正，对整个房子的影响就太大了。中石油们越轻蔑民意、强行抬价，小贩子就越心安理得，往牛肉里注水；那么多官员到大学来蜻蜓点水、硕士博士，也就难怪大学生公然作弊，跟监考老师发急：“我要去实习找工作，哪里有时间上课！”…… 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官场的风气持续败坏，很难指望普遍人心的健康。“人文精神”，因此与官场风气息息相关。
看起来，无论官场内外，新房子旧房子，真要打开一个良性的局面，还得从人心入手。鲁迅当年说：中国老百姓的一盘散沙，是被统治者“治”出来的。这没错，可是，如果以为只要换了“治”，一盘散沙就会钢铁一块，却又想得太容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价值观念、伦理情感、审美意识这样的“虚”物，是自有其生成、变异的漫长轨迹，不是一时一地的“制度”所能决定的。要在制度和人心的复杂互动中一米一米地开出新路，需要极为坚韧的长期的奋斗。不是没有路，只是很难走。
并不是我们今天才碰到这个难，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就遇到了。他们当时深陷的，正是这个悖反的困境：社会危机的最深重处，是人心和人的败坏，而真要克服这个危机，又只有靠人才行。如何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改变风气，激励奋进的人心？这是他们当年的难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难题。他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解题之道，包括那个在1990年代遭人讥笑的“启蒙思潮”。很难说他们成功了多少，也许失败之处甚多。但相比起来，我们更差，20年来，我们经常是有意无意，连这个难题本身也视而不见。
回到官场风气。既然这风气对社会影响这么大，就必须要改变它，绝不能让嘉兴那样的集体心态，在其中愈演愈烈。在种种“威逼利诱”——涨薪、纪委、禁令——之外，是否还能开辟别样的办法，切实改善官场风气，培养健康、正派、积极的官员人格？没有这样的风气和人格做底子，国策再好，也是白搭。
套一句当年毛泽东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