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父亲在家庭中垂范训导，且手持木杖，代表权威、力量、秩序和安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同样是这一系列价值的象征。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父亲”角色，是一个正常、健康社会的柱石和保障，他们承载并传递国家、社会、民族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他们所属共同体中的稳定力量，反过来讲，也常常是保守的力量。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种类型的“父亲”角色，即儒家父亲和革命父亲。
在儒家社会中，以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为根本大法，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其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相应地为臣、子、妻做出表率。其中，父子关系承担所属族群的宗嗣延续，又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易·序卦传》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说明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是人间社会一切统驭、治理关系的缘起和原型。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李悝、晁错的所谓“五口之家”或孟子所谓的“八口之家”），父亲作为家庭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一方面是主要劳力，另一方面也集中并传递着祖辈相延的生产生活知识、经验和智慧。因此，父亲，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父亲”为中心构建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广义的中老年伦理。在这个伦理体系中，即使是年轻人，也被要求“少年老成”，因为这个体系缺少青年或少年文化的位置，年轻人在其中居于被压抑、被规训的处境，是必然的。
中国古代儒家塑造了“君父”制度和文化，标志着一种温和保守型的社会政治形态。近代以来，传统价值瓦解，社会急剧转型。从晚清到“五四”，进化论流行于世，这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历史观，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无君无父”的子辈的时代。
五四末期，朱自清发表散文名篇《背影》（1925年），以父子关系为主题，不经意地揭示了时代的转折。《背影》的主要内容是老父到火车站送年轻儿子赴京上学，帮他看行李、找座位、买橘子等一连串情节。在作者笔下，传统儒家构造的“严父”形象，已被动摇并瓦解。“我”当时在北大读书，因此已经历过五四启蒙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作风洗礼。“我”看父亲，“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以怜悯的目光注视、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儿子的，唠叨、琐碎、踌躇、笨拙、老态的——或者说，是一个母性化了的父亲形象。《背影》展示的，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亲情和人性，不如说是一个被五四启蒙运动打垮之后的父亲的处境，是传统儒家父亲的一个正在消逝的“背影”。
在五四时代，沿着进步主义路线，子辈狂飙突进，青春价值突显，《新青年》杂志、“少年中国”学会成为新中国的原点。从中共建党开始，子辈向新一代父辈成长。经过北伐、红军、抗战、建国，从古典中国的逐级崩溃到现代中国的迅速重建，经历了一个中国革命的“创世记”，开天辟地，经天纬地，从中国革命的硝烟和血海中，终于成就了一代空前绝后的“伟大父亲”。
相反相成地，从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这代“伟大父亲”生育了一代同样是空前绝后的“小字辈”：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小凯（或晓，下同）、小军、小兵、小刚、小强、小庆、小东、小波、小枫、小山们……，晓与小同音，彼此互用。“小”字最早出现在革干、军干家庭，之后才影响波及全社会。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与其父辈的那个庞大群体遥相对应。总之，在抗战胜利前，中国人名字中很少用“小”字，而改革开放后，“小”字又迅速减少。这个“小字辈”的现象，堪称中国姓名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那30年出现这种现象？
那一两代革命者，经历了从建党到建国的史无前例的非凡挑战、危机和考验，而成长为文武兼备、军政合一的一大批传奇英雄。与其他时代、其他经历的父亲们相比较，当轮到他们也娶妻生子的时候，在这些革命父亲眼中，他们的子女似乎显得格外地幼稚、柔弱，显得格外地“小”。因此，子女一代名字中的特别的“小”，恰恰源自父亲一代的经历、成就和人格中的非凡的“大”。
革命父亲与儒家父亲相比，不仅是一种稳定的力量，更是解放和变革的力量。但是，从1950年代末开始，随着革命的体制化，革命父亲逐步儒家化，转型为一种类似于传统的社会统驭治理的保守力量。而另一方面，承继革命血统（尤其是精神上的“血统”）的子辈，日益长大成人，渴望新的解放和变革。在体制内，作为至高无上的革命之父，唯有毛泽东一人仍保持解放和变革的巨大冲动。为抑止革命的体制化、保守化，毛泽东鼓动并支持造反派（子辈），打碎国家机器，批判官僚阶级和老干部（父辈）。最终，他与众多的革命父亲两败俱伤。
文革结束，1979年，青年画家罗中立完成了那纪念碑式的巨幅作品《父亲》。这个悲苦、麻木、软弱和驯顺的“父亲”，当然既不是传统儒家父亲，也不是现代革命父亲。同朱自清的《背影》相比，这个作品也同样意味着“父亲”权威的彻底瓦解，预示着中国将再次面临一个“无君无父”的子辈时代。改革开放，是在“上帝之死”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从此，社会进入转型期。
30年来，当初参与创业的一代人已进入中老年，获得了权力、财富和知识，包括政界、商界、学界。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浮躁、焦虑、迷茫，在某种意义上仍表现出某种青春期症候。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仍有待于建构。
与中国经历相近的俄罗斯，现在则在重建“父亲”角色。普京一方面通过面向美国和北约的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借助手中油气资源的利润，获得民众支持，强行整合国内分歧，重建中央政权对资本寡头和地方势力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社会已经逐步确立起自身的“父亲”角色。而相应地，民间青年学生组织“纳什”等，则作为子辈，成为普京的积极拥戴者、支持者，初步形成新的父与子之间的良性互动。
反观中国，我们的社会仍缺少权威、力量、秩序和安全感，也就是说，中华大家庭仍缺少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这要求掌握权力、财富和知识的阶层承担“父亲”角色，即显示力量（面对国际竞争），建立秩序（公正的制度环境），提供安全（社会保障和福利），以确立具有公信力的真正的权威。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才能获得一种动态的健康的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