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父子关系，国史上历来是构建政治—社会支配关系的形象性资源。但自五四青年决绝摆脱礼教的束缚，到文革政治动员中父子关系的彻底解魅，父亲的形象也一路向下，往日高大威严的执杖训谕者，变成朱自清笔下翻越栅栏的蹒跚笨拙的胖子，再变至罗中立那张著名的父亲脸谱——废墟一片的背景，遍布面庞的懦弱、悲苦、麻木与愁惨。中国人对于父子关系变化的敏感，部分正出于对父权和政治秩序照应关系的忧虑。对父亲威权的想象，往往负载着重建社会秩序的不凡使命；与此相应，基于自由和平等状态的不满，也可能连带出对“父亲”的怨恨与抗争。

四篇笔谈文章里，老少作者们都暗暗隐忧，“不必有君，不可无父”。虽则，他们无不坦率地承认传统父亲的背影已然远去的现实。正如白龙所说，“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时代的宿命”，而何怀宏先生更是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呼声。祝东力指出，儒家父亲与革命父亲的相继死亡，将中国人推向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作者们发现，家庭伦理、父子关系、代际权力的急剧变迁，其结果并不是盲目乐观的进步话语所标榜的解放与幸福，也不是一路奔去无碍的坦荡狂欢。现实不再是父慈子孝默契的仪轨格局，而是散漫游移的爱或不爱。中老年伦理的保守功能已然颓怠，健康而有活力的青年伦理则尚未成型，中国社会的父与子还在路上艰难摸索。如同吴飞指出的，这个中国的父子故事不再只是个性解放的结果，却还带着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感和悲剧感。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只是五四时期要求挣脱父权礼教的枷锁，也不是简单的来自代际权力现代性反转的冲击，甚至也不是人类固有的孝慈之情中的矛盾，而是深深嵌在这个一切都变动不居的时代，中国的父与子特殊性的宿命考验：他们该如何安顿心灵？又该如何各自作出努力和回应？基于此般考虑，本刊特组织此次笔谈，以飨读者。